上面详细记录了老板赵某克扣工资、雇佣未成年人、殴打工人的时间和细节。
还有工厂的地址、出货渠道、客户信息。
这本账是我当时为了防止老板赖账偷偷记的，现在它成了我唯一的筹码。
我找到了那家工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。
接待我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部，姓陈。
听完我的讲述，看完那本账，她的脸色越来越凝重。
“孩子，你说的这些如果属实，是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。”陈部合上账本，“但我们需要证据，也需要确保你的安全。你现在住在哪里？有监护人吗？”
我犹豫了一下，决定说实话：“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。他们不让我上学，我打工，还打我。”我撸起袖子，露出那些新旧交错的伤疤。
陈部倒吸一口凉气。
她站起来，关上门，声音压低：“你多大了？”
“十六。”
“十六……”她沉思片刻，“这样，你反映的工厂问题，我们会立即调查。至于你的情况……”她看着我，“你知道未成年人保护法吗？”
我点点头：“我在图书馆看过。”
“据法律，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你的父母已经涉嫌虐待和违反义务教育法。我们可以帮你联系妇女儿童保护中心，那里有临时庇护所，还有法律援助。”
“但在此之前，”我抬起头，直视她的眼睛，“我想做一件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我想做DNA检测。”我说，“我怀疑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。”
陈部愣住了。
良久，她缓缓点头：“如果是拐卖……那就是刑事案件了。公安机关可以免费采集血样，录入打拐DNA数据库比对。”
三天后，在陈部的陪同下，我走进了公安局。
采集血样的是一位年轻的女警官，动作很轻。
针扎进指尖时，我几乎没有感觉，比起火钳的烫，比起棍子的打，这本不算什么。
“如果比对成功，我们会联系你。”女警官温和地说，“但你要有心理准备，数据库的比对需要时间，而且不一定能找到匹配的。”
我点点头：“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”
至少我在等一个答案。至少我为自己做了一件事。
06
在等待DNA结果的三个月里，我做了两件事。
第一件是上学。在妇女儿童保护中心的帮助下，我进入了一所职业中学的夜校。
白天我在一家便利店打工，晚上去上课。
店主是个和善的中年阿姨，知道我的情况后，允许我在仓库隔出一个小空间睡觉，还经常给我带家里的饭菜。
“我女儿和你差不多大，”有一次她看着我做数学题，轻声说，“她在读高中，每天除了学习什么都不用心。你本该也这样的。”
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本该？我的字典里早就没有这个词了。
我不去想本该怎样，只想现在能怎样，将来要怎样。
第二件事是收集证据。
一个周末，我回到了那个我生活了十六年的县城。
但我没有回家，而是去了县城的老街区，找到了住在那里的李。
李是我小时候的邻居，后来搬走了。
她是看着我长大的少数几个外人之一。
“晚晚？都长这么大了？”李老了许多，但还是一眼认出了我，“快进来坐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