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蹲在地上，蛇皮袋旁边，地上摊着旧衣服。
存折在左手。
纸条在右手。
手指头是抖的。
姥姥每年存五千。
她一个月的退休金才一千出头。
她得攒大半年，才能存下这五千块。
她攒了九年。
四万六。
她怕我妈拿走。
所以缝在棉袄里了。
缝在最旧的那件里面——因为最旧的那件，不会有人抢。
“敏芳，姥姥知道你苦。”
姥姥知道。
从头到尾，就姥姥知道。
我把纸条贴在脸上。
纸已经发黄了，有股子樟脑丸和旧布的味道。
我没哭。
不对。
我没出声。
但脸上是湿的。
我不知道在地上蹲了多久。
搬家公司的人在门口按喇叭，我才站起来。
把存折和纸条装进贴身的口袋里。
把棉袄重新叠好。放进蛇皮袋。扎紧。
搬家师傅问我：“这袋子也带走吗？”
“带走。”
“挺沉的。”
“嗯。”
到了新出租屋，我把蛇皮袋放在衣柜最上面那层。
晚上躺在床上，手伸进口袋里，摸到那张纸条。
反复折叠过的横格纸，边缘起毛了。
“姥姥知道你苦。”
知道又怎样呢？
姥姥不在了。
知道我苦的人，不在了。
我翻了个身，面朝墙壁。
墙上有个钉子眼，上一家租客留下的。
我看着那个钉子眼，想了很久。
姥姥把钱缝在旧棉袄里。
因为她知道，如果放在明处，我妈会拿走，分给弟弟妹妹。
就像那两百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