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我考上了大学，一本，省城的。我妈说了一句：“行吧，学费自己想办法。”
我姐当年上的也是一本。学费我妈提前半年就准备好了。
我大学四年的学费，有一半是助学贷款，另一半是我暑假在茶店打工攒的。
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。
不是不想说。
是说了也没用。
我妈会说：“你姐那时候家里条件不一样。”
条件不一样——我姐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爸的厂子已经开了三年，赚钱了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厂子赚得更多了。
但条件确实不一样。
花在我姐身上的时候，什么条件都够。
花在我身上的时候，什么条件都紧。
进厂以后，这种感觉更清晰了。
二〇二〇年，我姐生了第一个孩子。全家出动——我妈去伺候月子，我爸去装婴儿房，我哥从省城寄了一箱进口粉。
同一年，我因为赶一个大订单，连续加班两周，胃出血住院。
我在医院住了四天。
我妈来了一次，待了二十分钟。进门第一句话：“厂里谁管着呢？”
我姐发了条微信：“多休息啊~[爱心]”
我哥没发。
刘姐来了三次。
刘姐是公司的会计，跟着我爸了十几年，后来公司给我管，她就跟着我。
第三次来的时候，她给我带了排骨汤。
“周总，你一个人住院也没个人照应。”她把汤放在床头柜上，看了我一眼，没再说话。
我喝完汤，把空碗洗了，放在柜子里。
给我妈发消息：明天出院了。
我妈回：那你赶紧回厂里看看，上周那批货催得急。
今年公司拿到了医药包装的新资质认证，这是我花了一年半跑下来的。有了这个证，明年的利润至少再翻一倍。
我姐不知道。
我哥不知道。
我妈也不知道。
他们只知道“老三在家看厂子”。
“一家人不说钱的。”这句话我妈说了八年。
但奇怪的是，给我姐付首付的时候，钱说得很清楚：四十七万。
给我哥办婚礼的时候，钱也说得很清楚：二十三万。
不说钱的，只有我。
上个月公司做年审，我坐在办公室翻账本，一页一页翻。
翻到一笔转账：二〇二二年三月，转出十二万，备注“家用”。
又翻到一笔：二〇二二年十月，转出八万，备注“装修”。
姐姐家的装修。
再翻：二〇二三年六月，转出六万五，备注“旅游”。
爸妈的欧洲团。
我把账本合上，关了灯。
办公室只有应急灯的绿光。
我倒了杯水。
水凉了，我没喝。
放下杯子。
去阳台站了一会儿。
楼下是公司的厂房，三千平，两条自动化产线，去年我申请贷款上的。
贷款担保人：周敏。
不是周建国，不是赵秀兰。
是我。
站了十分钟。
回去把灯开了，继续看账本。
4.
分家那个周六之后，我没有立刻表态。
我说“让我想想”。
我妈的脸色不太好看。
“有什么好想的？一人一份。”
“我就想想。”
我姐在旁边笑了一下：“敏敏，你是觉得公司不值钱？放心吧，公司有你管着，以后肯定越来越好。到时候比我那套房子值钱多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