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大姑，”我打断她，“我爸的丧葬费是不是你经手的？”
安静了。
上一世，我三十二岁才想起来问这个问题。
那时候大姑已经不认账了。
但我记得——
丧事是大姑办的，所有的钱进钱出都过了她的手。
“我只是帮忙。”大姑的声音硬了，“钱全给了你妈。”
“给了多少？”
“程知夏！”我妈突然拍了桌子，“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你爸的事你一个小孩子瞎问什么！”
拍桌子。
上一世这一招能把我吓哭。
这一世，我看着那只拍在桌上的手。
指甲剪得很短，手背上有晒斑，指缝里还有没洗净的泥。
这是我妈的手。
养了我16年的手。
也是把我推进深渊的手。
“妈，”我说，“你别急。我就是随口问问。”
我没有继续追问。
时机不对。
证据不够。
大姑和我妈又絮叨了半个小时，核心意思就是让我别读了，回去打工。
我全程微笑点头，一句多余的话没说。
她们走后，温老师进来看了我一眼。
“没事吧？”
“没事。”
“需要帮忙的话，跟我说。”
我说好。
那天晚上，我在图书馆找到了一本《劳动法》和一本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。
我翻到第三十九条，用铅笔在笔记本上抄了下来：
职工因工死亡，其近亲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、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。
2006年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，我查了当年的文件——
是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。
2005年的数据是10493元。
20倍，就是209860元。
加上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。
保守估计，总赔偿在25万以上。
25万。
2006年的25万。
我妈说“没赔多少，都花完了”。
我把笔记本合上，放进了书包最里面的夹层。
不急。
06
子一天一天过。
我像一台机器一样运转。
早上五点半帮厨，白天上课，晚上自习，周末图书馆。
我的成绩稳定在年级前二十，偶尔能冲进前十。
我妈的电话频率从每周三个降到了每周一个。
但内容万变不离其宗——
“越越感冒了，要买药。”
“越越的棉衣小了，要买新的。”
“家里电费交不起了。”
每一个电话都是一张账单。
我每个月从110块的打工收入里挤出30块寄回去，雷打不动。
多一分没有。
十二月底，期末考试前一周。
我接到了越越的班主任的电话。
“你是程越的姐姐吗？越越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。”
“怎么回事？”
“他说有同学笑他没有爸爸，他就动手了。但打完之后他跟老师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你需要知道。”
“什么话？”
“他说，’我姐姐也不管我了，谁都不管我’。”
电话挂了之后，我在走廊站了很久。
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，冷得刺骨。
上一世，越越从来没有觉得“没人管”。
因为我管了他。
我把所有的钱、所有的时间、所有的青春，全部堆在他身上。
堆到他26岁，堆出一个研究生学历、一份体面的工作、一个有钱的老丈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