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站在风里，肩上的外套还留着他的体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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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
二十九岁那年，我遇到周深。
他是客户公司派来的经理，比我大三岁，离过婚，有个女儿归前妻。第一次开会他迟到了十分钟，推门进来时手里拎着两杯咖啡，把其中一杯放在我桌角。
“听说你喝美式。”他说。
我不知道他听谁说的。
做了四个月，他约我吃了二十三顿饭。
每次都有正当理由：谈合同、对账目、庆祝节点完成。第二十三次，他终于不说那些借口了。
“陆时安，”他放下筷子，“你是不是有个哥哥。”
我没否认。
“他管你很严。”
这不是问句。
“你知不知道这叫什么。”他看着我，“叫控制。”
我说不是，你不懂。
他说：“那你解释给我听。”
我没解释。那份合同我从来没给任何人看过。两千万，二十年，不许恋爱不许离家不许有自己的梦想。说出来像个荒谬的笑话。
周深没追问。他结了账，说：“我可以等。”
他确实等了。
两个月后的某个深夜，我加班到凌晨两点，从写字楼出来，看见他的车停在门口。他在车里睡着了，头歪向一边，座椅放得很低，手臂搭在方向盘上。
我敲了敲车窗。
他惊醒，揉着眼睛把车门打开。
“路过，看你灯亮着。”
他住城东，我们公司在城西。
我上了车。
那晚我们开到城郊的山顶，等了一场不存在的出。云太厚，天亮时只看见雾蒙蒙一片灰。他把外套披在我身上，什么也没问。
“周深，”我说，“如果有一天我欠了两千万——”
“我帮你凑。”
他没问为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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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
二十九岁秋天，我和周深离开这座城市。
没有告诉任何人。
高铁票是凌晨一点买的，去往两千公里外的边境小城。我们并排坐着，窗外掠过黑黢黢的山影，偶尔经过站台，惨白的灯光一节一节闪过他的脸。
我给哥哥发了一条短信。
“合同作废。钱我会还。”
信号断断续续，发送键按下去，转了三圈，显示已送达。
他始终没回。
小城的生活很简单。周深盘了家民宿，我管账，他管运营。游客少，淡季时整栋楼只有我们两个人，坐在院子里剥豆子，看猫晒太阳。
偶尔想起他，想他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，下班回来没人开灯，冰箱里的速冻水饺是不是又囤了十袋。
这些念头冒出来，我就把它们压下去。
压了三个月。
周深的公司出事了。
总部那边资金链断裂，烂尾，他投进去的钱全部打了水漂。民宿的流水只够常开支，补不了那个窟窿。
他开始接电话。一开始走出去接，后来躲进储藏间接。声音压得很低，我还是听见了。
“再宽限两周……我知道……我会想办法……”
他出来时表情平静，把手机放进口袋，问我晚上吃什么。
我说随便。
他在灶台前站了很久，没开火。
“周深，”我走到他背后，“还差多少。”
他没说话。
“两千万，”他说，“还差两千万。”
客厅的挂钟滴答滴答走着。猫跳上灶台，被他轻轻赶下去。